【摘要】实践中，行为人主张债权或其他财产权利时使用恐吓或欺骗手段的情形并不少见，司法人员面对这类案件极易产生定罪冲动；理论上的多数说认为这类行为符合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仅可能阻却违法。这些立场都值得反思。定罪范围过宽的实务操作与财产犯罪的本质并不相符；依靠私力救济这种（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解决涉及权利行使的犯罪认定问题，等于没有给被告人“出路”，在我国当下不是理想的方案。为此，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切入，根据整体财产损害的逻辑，认为主张权利的行为不会给对方造成实质的财产损害，从而在违法性判断之前就否定行为的犯罪性，从逻辑上讲得通，也更为务实，能够遏制近年来将主张权利的行为大量认定为敲诈勒索等罪的司法趋势。基于请求权基础而恐吓对方的，由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造成实质的财产损失，实行行为性、非法占有目的等也都可以被否定。在权利存在争议，以及行为人自认为在拆迁补偿等事项中“吃亏”，使用举报、向媒体揭发等恐吓手段提出较高赔偿要求等情形中，只要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权利根据，对相对人的交付就不应评价为产生了财产损失，被告人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等财产犯罪。使用暴力、威胁手段索要债务，其滥用权利的手段行为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其他犯罪的，按照相应犯罪处理。
【关键词】权利行使；违法阻却；财产损害；敲诈勒索罪；法秩序统一性
【本文来源】《现代法学》2023年第2期
